欧宝平台学人说丨沉默的疾病：妇科疾病污名化对中国未婚女青年的影响

　　欧宝平台中国15岁及以上女性妇科疾病的患病率为25%，其中，15-49岁女性妇科疾病患病率为37% 。可以说，妇科疾病在中国育龄女性中较为常见。然而，与较高患病率形成反差的是，因为妇科疾病被污名化，很多女患者为了规避污名化，在态度与行为上都表现得相对“沉默”。换而言之，污名化，即基于某种特性或身份而对相关个人与群体进行社会贬低的行为与现象，已然使妇科疾病成为很多女患者的“难言之隐”。

　　这种 “沉默”与“难言之隐”在未婚女青年中尤为普遍。一项针对未婚流动女工的调查研究显示，每十位经历妇科疾病症状的女性中只有一位选择就诊，每五位有生殖健康需求却未选择就诊的女性中就有一位表示是因为“不好意思”而不愿就医。另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未婚女青年半年内都有过至少一项妇科不适症状，其中近30%的女性未对此进行任何处理，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或许与妇科疾病的污名化施加于未婚女青年的层层影响有关。

　　我最近发表于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的研究希望帮助我们理解妇科疾病污名化在社会文化、自我认同、人际沟通三个层面对患有妇科疾病的中国未婚女青年的影响。我的研究旨在回答三个具体问题：

　　我的研究采用的是半结构化深入访谈的方法。我主要在豆瓣的两个与妇科疾病高度相关的兴趣小组招募受访者。最终招募到26位符合条件的受访者：她们年龄在18至29岁之间，未有婚姻经历，自我诊断或经医院诊断有过妇科疾病及其症状，向至少一位重要他人（亲朋好友或伴侣）隐瞒过病情。

　　在妇科疾病叙事中，共有四类“重要他人”被频频提及：医疗专业人员、同辈、父母，与伴侣。大多数受访者都以线下求医或线上问诊的形式向医疗专业人员（医生为主）咨询过病情，所有患有性传播疾病的受访者都选择向医疗专业人员求助。

　　倾诉或求助频率紧随其后的对象为同辈，以现实生活中亲近的朋友为主。“同病相怜”的网友也在提供信息支持与情感支持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因为妇科疾病污名化的影响，这些现实生活与网络世界中的同辈成为较为合适的倾诉对象，也是患者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欧宝平台。

　　伴侣则在患者的妇科疾病经历中扮演着相对复杂的角色，因为（疾病）信息的共享往往意味着责任的共享，而这有时会引发来自（既往）伴侣的污名化行为，例如指责与轻视。

　　与上述主要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他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母在妇科疾病污名化中扮演的角色。患有性传播疾病的受访者都没有向父母披露过她们的病情。绝大多数受访者预感在向父母披露病情或症状后会得到来自父母的负面反馈，例如生气、焦虑、批评与强行干预。“传统”、“保守”、“典型中国家长”等用以描述父母的形容词从侧面反映出家庭中高度遵从与低平等对话的交流模式。因此，尽管父母可以为年轻受访者提供工具性支持（即经济帮助），很多受访者会因担心披露后与父母发生冲突而避免向他们寻求帮助。

　　妇科疾病与性、生育和婚姻关联在一起。患有性传播疾病的受访者意识到，她们的疾病会使她们被贴上“随便”与“滥交”的标签；患有非性传播疾病的受访者同样能感知到，社会评价往往把妇科疾病与性关联在一起，因此她们感到压力与羞耻感。另外，他人在描述与评价患妇科疾病这一事实时会使用 “不负责”、“不自爱”、“做错事”等词语来形容，有一部分受访者也曾将这些观点内化为对自己的评价。

　　这种集体再现与中国社会语境中变迁的性规范息息相关，而性规范中的共识主要围绕两件事：婚前性行为的合理性与性和生殖健康知识的必要性。在相对传统的性规范中，婚前性行为是禁忌，进入婚姻是少数使得性行为合理化的途径。与此同时，性传播疾病与妇科疾病往往概念混淆，部分妇科疾病与性行为在频次上有高度关联。

　　这种“婚姻使性合法”与“性与妇科疾病高度相关”的结合使得婚姻成为少数赋予妇科疾病合理性的工具欧宝平台，导致妇科疾病对于未婚女青年而言是 “不合时宜”、未婚的年轻患者是“早熟”，性和生殖健康知识则被认定为“非必需品”。这种相对传统的性规范与性观念的代理人主要是受访者的父母长辈，以及部分医护专业人员。典型案例是“在我爸妈心中，感染性传播疾病是比得癌症还糟糕的事情”和“我去做妇科检查的时候，医生不问我有没有性行为，更不要说什么样的性行为，而是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结婚’来代指性经历”。

　　而受访者们在实践中构建着较为现代的性规范，即性行为不应与婚姻紧密捆绑，对待婚前性行为应该持有更加宽容的态度。不过，几位受访者反映，在现代性规范中，单一在道德上始终胜过多伴侣的性关系。在性和生殖健康知识方面，部分受访者表示，流行文化与大众媒体对于性的浪漫再现为年轻群体逐渐开放的性态度与性实践推波助澜，然而鲜有对性与生殖健康风险的讨论与科普，这导致健康议题在有关性的公共话语中长期缺位，传播“诚实”的健康知识迫在眉睫。

　　当被问到妇科疾病给她们带来的影响时，受访者主要提及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经济压力。诊断以及预防妇科疾病在经济上对一些年轻、尚未工作的女患者造成了威胁，这种威胁对于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求高等教育或更好工作机会的年轻女性来说尤为明显。

　　二是性主动性。许多受访者对待性行为和亲密关系的态度可能不再像过去那么轻松自如。

　　三是身体自主性。一些受访者感到自己的身体逐渐异化，因为她们患病的身体常被视作是不受欢迎的，是疾病感染和痛苦的来源，是医生眼中的一块肉，和异性凝视的对象。这些感知很可能会对她们未来性与生殖健康、对自己身体的接受和社会关系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这些威胁的显著性也部分反映出未婚女青年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女性的教育水平逐步提升，就业水平也随之提升。城市女性对自己的教育和工作有着较高的期待，由于城市化，许多农村女性纷纷前往城市学习和工作。尽管如此，女性的经济收入较男性始终有一定差距，未婚年轻女性作为现代独立女性的社会身份仍缺乏足够的社会认可。家庭主义和父母压力“鞭策”她们在年纪较轻时亟需完成从“女儿”到“妻子”身份的转变，哪怕这种转变是以职业发展为代价。这种因处于年龄、性别和城市化交叉路口而导致的自我实现和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构成了预先存在的身份认同问题，部分促使她们在应对妇科疾病及其污名化时的心理和社会经济准备不足，并加剧妇科疾病污名化为她们带来的社会认同威胁。

　　减科疾病污名化对于促进中国未婚女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至关重要。医疗专业人员与健康教育工作者应该加入线下和线上互助小组，为妇科疾病患者提供更广泛、更有效、更便捷的支持。以健康为导向的家庭沟通对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推进未婚女青年寻求社会支持、消除妇科疾病羞耻感的重要环节。此外，医疗卫生机构和相关教育组织应利用媒体来普及相关健康知识，并培养新的规范来帮助患者正视自己的身体、积极求医，帮助易感群体提高风险意识、防患于未然，让健康不再“沉默”。

　　3. 任姗姗. 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服务需要研究. 硕士.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2.